历史学家这样评价这一时期的安徽文明：以大运河为代表的水陆交通发达，带动了安徽及东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发端。

  人、城、河休戚相关，物流八方，极大地调动了生产力，激发了封建社会各行各业的兴起，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从开凿、兴盛、衰败到湮没，多种地域文化繁荣交汇，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蕴含其中。

  以寿州窑、繁昌窑、萧窑等为代表的安徽地方窑口，兼收并蓄，在生产技术、器形装饰等方面呈现了融冶南北于一处的历史风貌，芜湖繁昌窑成为中国北瓷南移的第一站。

  安徽文房四宝的历史源远流长，特别是在唐宋时期，以紫毫、鸡距等为代表的宣笔盛名天下；宋时，徽商崛起，徽州的经济和文化开始对全国产生重要影响。

  北宋名臣包拯，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事迹广为流传，影响至今，涵养了包公廉洁文化；从李白的《赠汪伦》到王安石的《汤坑泉》……历史上诸多文学大家都曾为安徽挥毫泼墨。

  记者实地走进淮北、宿州、合肥等地，寻找隋唐宋时期留在江淮大地上的那些遗迹以及背后的保护、传承和利用故事。

  已经无法考证，是谁在没想到的时间和没想到的地点，用没想到的方式，偶遇了历史。

  1998年，淮北市公路局对S303省道泗永公路百善以东路段进行改建时，出土了唐宋时期的陶瓷器、铜钱等文物。1999年在泗永公路百善以西路段柳孜集公路裁弯取直施工时，又发现了大量的瓷器等文物，还发现了地下埋藏的沉船和石构建筑文化遗迹。

  后来的考古发现，安徽境内的大运河主要沿这条公路分布，呈西北东南走势，自河南永城进入安徽境内，流经淮北、宿州两市。而且泗永公路走的是古河道河床，而不是河堤。当地村民介绍，上世纪50年代的宿永公路，在两道河堤中间，在河堤外侧的农民，只能听到汽车喇叭声，看不到行驶的汽车。

  湮没在地下的大运河开始走进世人眼中，作为我国隋唐大运河遗址的首次发现，“淮北隋唐大运河遗址”被列入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馆长胡均参加了2012年的第二次发掘，柳孜运河遗址出土的近万件文物，她都逐一抚摸过。如今，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70%的馆藏文物来自柳孜。

  考古部门在前后两期发掘中，共出土了9条沉船，其中，独木舟、大型木板货船、歇艎支江船三种是大运河里行驶的典型船舶，这在中国考古史上也是第一次。

  “1999年中秋节那天，古船运到实验室的时候，我们古船保护小组的全体成员等候在那里，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中秋节。”

  漕运这一独特的制度和体系，支撑大运河跨越多个朝代，对沿线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强大影响，见证了古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历程。

  “柳孜运河遗址就是解开隋唐大运河流经路线这一历史悬案的一扇窗。遗址的发掘成果，证明了通济渠的确切走向和地点，起到了补史证史的及其重要的作用。”胡均和记者说，通济渠隋、唐、宋三代一直沿用，疏浚工程不断，入南宋十余年后荒废。由于通济渠历史上曾多次淤塞改道，加之黄河经常泛滥，沿线地貌变化很大，同时也由于古汴河的存在，文献中关于通济渠的走向及流经地点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单是通济渠就有南北两线的说法，由汴水入泗水，这是北线；另一种说法是直接由汴水从商丘东南流入淮，不先汇合泗水，这是南线说。

  直到柳孜运河遗址的发掘，通济渠（汴渠）南线、北线的千年之争结束，专家证实柳孜运河遗址坐落在通济渠中段，成为整个隋唐大运河遗址最具价值的考古发现之一。

  在宿州博物馆三楼走廊墙壁上陈列着一幅从灵璧凤山大道运河遗址考古工地搬运过来的巨大“壁画”，作为目前国内最为完整、长度最长、时代跨度最大的运河河道剖面，粗糙的泥沙淤积层中夹杂着不少石块、瓦砾、陶瓷片、动物骨骼等，这些来自隋唐至明清等不同时期的沉积物，成为运河河道不断沉积留下的证据。

  大运河安徽段总长约180公里，其中大运河宿州段全长130多公里，占通济渠五分之一。2006年以来，大运河宿州段进行过多次调查、勘探及发掘，截至目前，仅考古发掘就达17次。

  通过发掘，考古专家们发现了运河河堤、河口、河坡、河道、码头等重要遗迹，基本确定了大运河的走向、宽度和深度等问题，对运河的开凿、使用、维护、废弃等过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目前，大运河安徽段除泗县段运河故道有水外，其余尽皆湮没。从宿州泗县广播电视台一路向东，笔直的河道边，不断有标志牌提醒着这里就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季雨晴介绍，这条河道长约5.8公里，沿岸有五里庙、皇道码头、十里井等众多遗存，较好地保存了隋唐大运河通济渠的原始风貌，更是被誉为“隋唐运河的活化石”。

  隋唐宋时期，社会生产力明显提高，商品经济和手工业发展迅速。尤其是瓷器烧造工艺及装饰手法不停地改进革新且日渐成熟。纵贯南北5大水系、流经8个省市的隋唐大运河更是发挥了交通、商贸、运输的强大功能，极大地促进了瓷器的生产流通。

  在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和宿州市博物馆馆藏的大量精美文物中，均以瓷器为大宗，成为当时内销瓷流通的重要证据。

  以柳孜运河遗址为例，发掘了大批来自全国20多个窑口的瓷器，有山东淄博窑、陕西耀州窑、河北磁州窑、安徽繁昌窑等，时代跨度自隋代至金元时期，涉及窑口覆盖中国的南北方。

  唐宋是我国制瓷业发展的第一个巅峰时期，唐代陶瓷在隋代青、白瓷成熟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

  位于芜湖市繁昌区南郊和西郊丘陵地带的繁昌窑，从窑场附近的峨溪河可通往长江，南北方制瓷技术在碰撞中进行交流融合，与定窑、越窑作为同一品级的外销瓷，最终成为长江下游“独一份”的青白瓷窑系。

  在历史文献中，涉及繁昌窑的非常少，清代同治年间《繁昌县志》上有一句提到“犹忆庆历初年，民风简朴，土阶瓷缶”。

  时间回到1955年，考古专家首次发现繁昌窑柯家冲瓷窑遗址。随着数古工作者的持续努力，繁昌窑这处江南名窑面貌愈加清晰。从2013年起至今，为配合安徽繁昌窑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繁昌窑遗址开展持续系统的大规模发掘，不仅证明了繁昌窑就是南唐时期的“宣州官窑”，还在遗址中首次发现馒头窑，这在皖南瓷窑遗址考古工作中也属于首次发现，为繁昌窑青白瓷烧制工艺可能是北方制瓷艺人南迁后融合南北方烧瓷工艺的结晶的观点提供了新的证据。

  “繁昌窑销到北方去，和大运河有一定关系。”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繁昌窑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罗虎和记者说，由于繁昌窑是五代到北宋早期长江下游青白瓷生产的中心窑场，对于该窑址创烧时代的认识，被认为是研究和探索中国古代青白瓷起源的关键。

  到宋代，大运河枢纽天下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运河上船舶首尾相继，陶瓷、木材、茶叶、丝绸、粮食往来不绝；军队调动、商家货运、行人远游。

  文人墨客经过，抒情、纪事、怀古、咏志，留下不朽的文脉，浇灌了运河两岸的文化。

  公元999年，“一代名臣”包拯出生在庐州，合肥是他一生的起点，也是他的归葬之地，是真正的包公故里。

  宋代合肥已经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包拯家族自祖父包士通迁至庐州定居，靠着数亩薄田，亦耕亦读，形成耕读传家的家风，对后来包拯退则居家耕读、进则兼济天下产生重要影响。

  关于包公的历史记载非常少，只有1300多字的《包公传》等为数不多的史料，大部分都是民间的传说，3000多字的墓志铭反而成为世人了解包公生平的入口。

  包拯家族墓没有发掘前，包公墓到底在哪里，河南和安徽时有争论。直到1973年4月，合钢二厂扩建，位于该厂附近的所有坟墓须迁走，文物部门着手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4个月的紧张发掘，共发掘包拯家族墓12座（4座砖室墓，8座土坑墓）。尤其是包公墓志铭，洋洋洒洒3000多字，不仅记录了包公的生平事迹，而且对其死亡时间及死亡后由河南运回合肥的经过都有着详尽的叙述。

  一千多年来，大运河见证了隋唐的风雅、宋朝的繁华，一座座运河城市因此崛起、兴盛乃至衰落。

  来到柳孜，站在运河遗址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前，能想象在千年前，通济渠从柳孜穿越而过，水路畅通后，这里开始繁华起来。唐宋时期，柳孜漕运商旅，往来不绝，逐渐发展成为运河岸边的重要商埠。后来随着通济渠段的废弃，柳孜日益衰落，直到沦为一个普通的乡村集市。

  淮北市博物馆（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重现了当年的市井繁荣。酒肆林立、店铺热闹繁荣，街道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运河的开通大大促进了当时南北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运河沿岸热闹非常。

  在隋炀帝开凿隋唐大运河200多年后，沿岸兴起了一座城——宿州。通济渠开通以后，地处水陆交通十字路口的埇桥逐渐发展成为汴河上的一个重要的关津渡口和军事、商业重镇。

  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柳孜运河遗址、通济渠泗县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安徽第三处、皖北唯一一处世界文化遗产。自此，皖北大地有了惊艳世界的文化亮点。

  每天，通济渠泗县段（东段）河长刘魁都会骑着电动车在河道边来回巡河，他还记得十年前，申遗成功那天很多人来这里庆祝。

  胡均认为，没有通济渠就没有隋唐大运河的申遗。“柳孜遗址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在大运河申遗中有不可轻视、无法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地位。”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普遍的，它是沟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大运河向西连接长安、洛阳，沟通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汴河）通过邗沟、扬州，沟通的是‘海上丝绸之路’，是我们对外交流之河。”宿州市汴河博物馆原馆长、文博副研究馆员赵彦志用交流之河、漕运之河、瓷器之河和文化之河来总结隋唐大运河。

  在赵彦志看来，大运河主要的功能是漕运，是一条漕运之河；伴随着漕运以及经济的发展、繁荣，大量物资南来北往，大量瓷器由此对外输出，大运河因此也是一条瓷器之河；大运河在隋开凿以后，唐宋时期连接江南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南来北往大量的文人墨客游历、经过大运河，给沿线的很多城市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因此大运河又是一条文化之河。

  “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接了起来，又使得世界文明得以畅通交流，促进了各个文明体的进步，促进了国际合作和文化多样性，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隋唐盛世，同时对中外经济、文化影响深远。”胡均说，申遗成功后，大家都在致力于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

  自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十年间，淮北、宿州两市大运河保护传承利用不断取得新进展，千年大运河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淮北市濉溪县百善镇柳孜村，柳孜运河遗址永久性保护大棚项目正在建设，该项目负责人唐一民和记者说，出于对遗址最大限度的保护和契合遗址的文化内涵，项目采用大跨度钢结构，模拟船的桅杆，最大限度减少对未发掘场地的干扰和破坏。

  这十年，淮北市濉溪县赓续着千年运河的文脉与繁华，建成了柳孜文化园、荷塘月色趣园等景点，融入正在建设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柳孜运河遗址永久性保护大棚，众运河古迹被串珠成链地保护修缮开发，如今都成了令人耳熟能详的文化地标，这里慢慢的变成了周边城市居民的热门打卡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于“治理淮河”的需要，在唐宋汴河大堤以北人工开挖了一条大型河道，河线基本平行于早已湮废的古汴河，新汴河成为新中国第一条人工运河。

  近年来，宿州市持续推进新汴河航道整治、船闸等水运基础设施建设，力图构建起一条连接洪泽湖、通达京杭大运河，并最终通江达海的交通“大动脉”。

  为更好地展示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遗址，泗县对大运河泗县段故道全境进行系统性的考古勘探工作，基本摸清了泗县运河的基本走向、河床、河坡等故道情况，为泗县运河遗产的保护传承利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泗县县委宣传部有关人员介绍，今年5月，大运河通济渠泗县段（东段）保护展示项目通过省文物局验收，大运河泗县段展览馆及博物馆大运河泗县段遗址展区也已对外开放，泗县还在积极谋划泗县大运河文化博览园等相关项目的建设。

  进入新时代，芜湖市繁昌区也在规划以繁昌窑遗址为核心，以瓷文化展示为轴，打造瓷窑遗址文化博物馆与体验相结合的大型遗址公园，使之成为展示繁昌窑文化新景点。同时设古窑文化区，并注重原汁原味保留遗址风貌风格、文化肌理，传承好千年陶瓷文脉。而繁昌窑瓷器复烧成功，也为活化利用繁昌窑青白瓷文化开启了新篇章。

  而作为包拯家乡的合肥市肥东县也正在打造包公故里文化园，经过一系列复原、复建，与包公出生地相关的历史遗迹，正在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寻访。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皖B2-20080023